创作谈:陈巨飞,反向的变形记
反向的变形记
◎陈巨飞
反复阅读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爱上一部作品很难,爱上后,也就难以舍弃。多次阅读后,它的情节不再新鲜,但是每次琢磨似乎又有新的发现,所以我一直乐此不疲。
有一天,我重读卡夫卡的《变形记》。“一天早晨,格里高尔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几乎是所有写作者都无比熟悉的故事。由人变成甲虫,是向下的异化,格里高尔必然遭受痛苦和唾弃。我突然想到,如果一个人一觉醒来,向上异化呢?由一个拉面师傅变成顶流网红,或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变为“西虹市首富”,如此等等,那将会怎样呢?会摆脱痛苦吗?会产生焦虑吗?会怀疑自己的身份吗?
所以,我想写一个反向的《变形记》,它将从向下的异化走向另一个极端。恰巧此时,家乡一个获得过国家级荣誉的人因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而锒铛入狱。她本是大上海的姑娘,多年前她的男友遭遇车祸造成高位截瘫,她却不离不弃,毅然下嫁给残疾男友。来到我的家乡后,她孝敬公婆,勤俭持家。我的家乡位于大别山区,当年以贫穷和闭塞著称。这个事情给了我们很大的震动——在我们这里,许多健全的男人尚且难以讨到一个老婆。在不断的传播和发酵中,她最终获得全国性的荣誉。我的一个记者朋友采访过她,记者朋友对我说,其实媒体在车祸发生后就介入了她的生活,由于年少懵懂,她照顾出车祸的男友,可能仅仅是出于天生的同情心和善良意识,但是要嫁给一个偏远山区的残疾人,她显然还没做好足够的准备,也并非她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我的朋友认为,她当时很可能被媒体的报道和网友的点赞给绑架了。况且她根本不是上海人,她其实是苏北人,和男友一起在上海打工而已,与媒体报道的家庭条件优越的上海姑娘的身份并不相符。
我不知道,上海姑娘的身份是她的不当表述还是媒体的有意曲解,或者是他们的彼此合作——很显然,这个身份比苏北姑娘更容易造成反差,更有传播力。后来,无数荣誉加身,她难免在各种光环里、在世俗的目光中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维护着自己的“人设”,时间长了难免异化。我相信在她的“变形记”中,固然主要是因为她自己在利益面前丧失了自我,但媒体和大众的无形绑架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于是我想起了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在光鲜的荣誉和外表背后,也有着深深的无奈和尴尬,他们的内心,也有痛苦和疑虑。这几年,我们看到不少人的“人设”崩塌,有学霸明星被扒出抄袭论文,有风度翩翩的男神被爆出是渣男。当我们站在道德的高点审判他们的时候,我们在审判什么?我们是否也被很多无形的事物绑架,同时又在持续不断地绑架他人?在绑架与被绑架中,我们不断地异化,上演了一出出变形记。其背后,牵引着一个宏大的哲学命题:我是谁?而对自己被绑架的身份的挣脱和自我拯救,实际上是人之本能。回归真实的自我,告别撕裂的身份,才能真正换回内心的安宁,但这种回归和告别,有时候是云淡风轻的幡然醒悟,有时候又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写作《变形记》前,我做了比较充足的准备。我并没有急于下笔,而是把故事框架,包括相关细节思考得相对完整,还写了大约两千字的故事梗概,之后才动笔。当时,安徽省作协正在进行安徽省第二届中长篇小说精品工程评选,这篇《变形记》有幸成为入选的十部中篇小说之一。在创作过程中,我的两位指导老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学者王达敏先生以及安徽省作协原副主席、作家严歌平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在此致以感谢。
我的这篇《变形记》的故事情节,既是一场反向的卡氏《变形记》,也是一桩事后张扬的绑架案。不过,前文已述,我所书写的,并不是卡夫卡和马尔克斯所表现的人之命运的既定性,而是在现代生活的种种挤压之下,人之精神无可归依、人之身份游离分裂的无奈。《变形记》的一头一尾有两场有形的绑架,但无形的绑架无处不在。其实,有形的绑架在小说中变成了一个符号和隐喻,无形的绑架才是我想表达的意义吧。当王太贵用一场现实的绑架来摆脱自己被绑架的现实时,存在的荒诞的本质,也许就能呈现出来。
小说中,主人公王太贵出于偶然,被卷入绑架与被绑架的漩涡,随即被有形的推手和无形的命运推向了另一种身份。他曾试图顺从这种身份,但在外在的现实压力和内在的道德谴责下,在痛苦、纠结和不安中,他坚定地选择拒绝这种身份。毫无疑问,“事后张扬”是指王太贵在昏迷期间,记者胡文对绑架事件充满主观臆测的一篇篇报道,掺杂着投机取巧的心理。而在王太贵向胡文说明真相以后,为了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和掩盖自己的错误,他说服王太贵和他一起向社会说谎,并篡改各种事实,不断强化王太贵的正面形象,使之逐渐偏离自己本来的面目,使之身份发生异化。王太贵异化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文明办主任刘义民,他也是这场造假运动得到不断张扬的纵容者和合伙人,充斥着急功近利的心态。
胡文和刘义民并非不知道真相,他们选择掩饰事实,主要是为了一己私利,从而对王太贵实施了精神绑架,使王太贵成了名誉的傀儡。但他们既是绑架者也是被绑架者。胡文是被高级职称绑架的记者,新安县历史上第一个高级记者的虚无身份,犹如智慧树上鲜艳欲滴的苹果,引诱着他、捆绑着他,甚至让他产生了“巴不得新安县发生点天灾人祸,好让他有用武之地”的扭曲心理。以致于未经采访就发表罔顾事实的报道,也就不足为奇了——胡文的心理,不断地偏离一个记者必须忠于事实的修养,这也是一种异化和变形。遗憾的是,在事实面前,胡文并没有及时纠正它,反而一再地掩盖事实,掩饰真相,他其实是被自己的错误绑架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胡文对职称的追求超过了他对真相的追求。但这种有悖于良知的追求必定是徒劳的,试想,当事件的真相被揭露之后,调入省城的胡文能逃得了干系吗?怕是最终一切成泡影,他必将遭遇一次变形:从名记变为笑谈。刘义民也是一样,他是被自己虚无的级别和“前途”所绑架。十五年正科成了他的难言之隐,抓紧时间往上爬一级,是他责无旁贷的重任,也是他难以摆脱的枷锁。和胡文相同的是,刚开始时,刘主任也不知道事实的真相,或者在真相面前缺乏耐心,未经严格审查和调查,仓促之间就把王太贵作为亮点人物候选人予以上报。得知真相后,胡文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挣扎时间,刘义民几乎没有一秒钟的迟疑,竟然荒唐地建议王太贵“一个人用善意的谎言化解全县的诚信危机”,可见其被绑架之深。殊不知,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就是他和胡文虚无缥缈的所谓前途命运。
卡夫卡的《变形记》讲述了主人公格里高尔由人变成甲虫的荒诞故事,反映了世人唯利是图、对真情人性不屑一顾,最终被社会挤压变形的现实,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真实的社会生活。我们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商业资本社会的一般逻辑。其实,人的变形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金瓶梅》中有两句诗,叫做“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表面上看极富诗情画意,可是将它直接用来形容人情的险恶和虚伪,也是非常贴切的。在我的《变形记》所描述的当下人情社会里,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王太贵与父母、与妻子之家庭生活,王太贵一家与大舅一家之亲戚关系,胡文与刘主任之工作对接,甚至于张勇与各路推销员的生意往来,均披着体贴理解、相互帮衬、齐心协力、重情重义之外衣,如迷雾粉墨,弥漫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只有到了事败人散的最后关头,所谓的离心、欺骗、反目,才会陡然出现。问题是,人情之羁绊与绑架,当露出它的本来面目之时,往往对当事人来说,已是为时已晚。
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遭到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唾弃,于无声无息中死去。而变成名人的王太贵,也同样地陷入现实的泥沼和困境。无论是由人变虫,还是由虫变人,每一种变形都是一种撕裂。家乡的那个苏北姑娘,她再也回不到以前的生活,小说中的王太贵也不可能再成为以前那个王太贵。既然“本我”是无法撕去的标签,那就应该给灵魂松绑,活出“本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无论是事先张扬的自我掩饰,还是事后张扬的被动表演,都不能对“真实”实施绑架。那么,王太贵们才有可能“终于是真的王太贵了”。